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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某天从红坊出来,溜达到上海影城,忽然想看场电影,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选了《岁月神偷》——自然是因为豆瓣上高达8.7的评分。

      我一直都认为,香港电影是最真实的记录香港这座城和城中人们的“市井生活”的,其中不乏感人之处,看着《岁月神偷》,我想起的是《阿郎的故事》、《每当变幻时》、《天水围的日与夜》、《老港正传》...那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那样真实的生活一点都不做作,电影中的角色和那座城市独有的市井气息融为一体,那是一个真实的香港。

      不得不说说任达华,整部片子,除了小儿子天生灵气的表演,当数任达华演的最棒!从当年演“牛郎”到“专职PTU”再到《岁月神偷》中的“罗先生”,能看到的是一个勤奋敬业的香港演员,一同那些坚持不懈为香港电影努力的人们,值得我们去尊重。没有他们,我们哪儿能看到那么多充满人性和灵性的电影,没有香港电影,我们又如何能呼吸到真正有继承的文化和人文的气息。

      说起来这部电影的名字,很多人觉得不是很贴切,而我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岁月偷走的不止是人生的光阴,还有我们的亲人和留恋。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在想,这部电影不能给老妈看的,以后只给她看喜剧,不让她看这种她看了一定会落泪的故事。

      PS:在电影开演之前,我坐在楼下的爱茜茜里看到《嘉人》上一篇张曼玉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20岁那几年很重视男朋友跟自己‘衬不衬、靓不靓’会在意朋友们的评价;30岁会想这个男友会不会长久会想着要结婚;40岁以后变为日日开心就成了...这,是张曼玉自己岁月中的感悟。


      

      谁说《杜拉拉升职记》不好看?我甚至怀疑豆瓣上那些给两颗星的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人在“影响”——其实自己也被影响了以为这部电影是烂片,可是我从头看到尾只有一个想法:这部电影拍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那些想着看职场勾心斗角的同学们忽略了一部电影需要成功的很多重要因素,如果仅仅是忠于原著那么干嘛拍电影啊,回去再看一遍小说每个人自己脑子里“拍”去不就成了!

      首先我得说,镜头用的很好,最值得表扬——这种电影就应该用这种镜头来拍!看看《sex and the city》就知道了!还有我跟程亮推荐过的美剧《闪点行动》,就是因为那部美剧的镜头用的很好,值得“学习”。另外无论是节奏、场景、服装,,,都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徐静蕾是非常的用心之作,并且演员演的也都非常投入,从头到尾都可以用三个字形容:“很好看”!

      我几乎是笑着看完整部《杜拉拉升职记》的,还有“床戏”那段,看着我就笑翻,太好玩了——倒不是说两位主角演的“一夜情”还真像“那么回事”,关键是为了电影卖座,身兼导演和演员的徐静蕾,也真不容易,一把年纪了还“赤膊上阵”,嘿嘿!

      所以,稍稍的遗憾还是有的:莫文蔚、徐静蕾、李艾这三个大龄女青年中,老莫和老徐真的是明显被“岁月神偷”偷走不少芳华了,但我想这二位早已和张曼玉想的一样明白...而李艾一出来,我就立刻想到了她曾经是某人的女朋友,而我最近正多少在替某人担心,会不会坠入...不过应该不会,某人怎么说也是阅人无数了,哈哈。

      至于说植入广告什么的,除了"Lenovo"是在有点太多太过之外,其他的倒还好,其实生活中我们都不能避开那么多的广告,为什么老是一个劲的要求电影里没有“广告”呢?这样一部时装剧,不植入广告,那制作方的脑子才真是秀逗了!(嘿嘿,是不是我现在潜意识里,立场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观众了?)

      总之,在看完download的《杜拉拉升职记》之后,我甚至有点后悔没有去电影院支持一把,比着那些数不尽的大制作的烂片,这部片子在电影院看一遍,也还是很值得的。另外我想说的是:电影不能只听制作方的宣传,也不能信全信豆瓣上的评论——好不好看,其实只有自己看了才知道。

  • 2010-04-18

    转载一篇 - [剑胆琴心]

      自己的blog里,很少“转载”,盖因“转载”和自己对blog的理解是用来“记录”关系不大,但在三千的blog看到这篇转载,义无反顾的,转载一下。

      “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在该版的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

      《以史为鉴: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这两日周轶君在沪,和她聊了不少关于“公众”和“个体”的话题,我甚至说自己已经不会动辄愤慨,皆因觉得冥冥之中,反正早已注定,而对所谓一些新闻从业者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也抱消极态度。但是,看到这样的文章,还是会忘却平淡,按捺不住,击掌拍案。

      或许,此篇日志会忽然“蒸发”,但我等所愿所行,由心而起,但求无愧,足矣。

  •   近日始读《道德经》,才发现原来很多东西非经历而不为知,必须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才能明白先贤所说,皆是微言大义。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留以,为镜。